二、中国文化拿什么“走出去”

要有外壳、有载体，更要有内核、有神韵。这个内核和神韵，可以讲很多，我以为，最基本的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、代代相传的“天下情怀”与“和谐理念”。

第一，天下情怀。中华文化的基因里，总有一股“君子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情怀。

那么“天下”何在？古人的球探体育比分：是“天圆地方”。君子立于天地之间，就要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。这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理念，因而中华文明也一度成为率先崛起的先进文明。可惜，由于认识的局限，“天圆”的理念一度局限于“地方”的眼界，只看到了看得见的黄土，只看到了自己的大地。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，其基础一度是以“陆权”政治为核心权力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。作为欧亚大陆之间联系纽带的丝绸之路，正是这种历史辉煌的写照。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惟一不曾中断的文明。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这种“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，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”。外来者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，才能在中国立足，与“天朝上国”一起，分享“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古老荣光。但曾几何时，这种惯性成了不可救药的惰性。封闭就要落后，落后只能挨打。中国在GDP处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，却愚昧地实行“海禁”，从此走向衰败。1840至清朝灭亡的70多年间，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攫取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，如果算上由外国势力策动至清亡后外蒙古独立而丧失的领土，共有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丧失！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郑观应，只能长歌当哭，以诗言愤：“一自海禁开，外夷势跋扈，鸦片进中华，害人毒于蛊。铁舰置炸炮，坚利莫能拒，诸将多退怯，盈廷气消沮，割地更偿费，痛深而创巨，何以当轴者，束手无建树？”

而近代西方则发现，不仅“天圆”，地球也是圆的，地球70％是水，是大洋，顺着大洋走出去，走下去，从而也就发现了整个世界，从此也就步入辉煌。

中国在这种先进的文化观之前战败了、沉沦了。

但中华文明毕竟有“天下情怀”的文化基因。今天，当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当卫星通讯、数字传输、卫星定位、远程教育、远程医疗等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生活，当数字化、信息化使地球成为“智慧地球”、中国成为“感知中国”、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时候，人们又需要重新认识“天圆”了。整个人类的“天下意识”逐渐强烈起来，中国文化的“天下情怀”可以充实更新，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！

第二，和谐理念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“贵和”。在世界三个比较突出的文明中，西方文明崇尚自由，伊斯兰文明崇尚公平，中华文明则崇尚包容，并由此形成了和谐至上的价值观。

文化是人造的第二自然。文化从纵向看，包括了器物层、制度层和意识层。从纵向来看，包括了三大研究领域，即人与自然的关系、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自我的关系。追求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自我的普遍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，知天、知人、知己之道，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。

关注天人关系，追求天人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。汉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曾说：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这几乎是中国古代所有学问家、思想家的共同心愿。“天”含义多样，一般指自然，“人”指人类，“际”就是关系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，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，主张天人和谐，人要遵循自然法则，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”（《文言》），将“仁”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，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，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，天、地、人合德并进，圆融无间。

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与人的和睦相处，提倡“仁”的精神，主张与人为善，推己及人，求同存异，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。“仁”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象征。“仁”是最高的道德目标，也是普遍的德性标准。在《论语》中讲“仁”有104次之多，可见“仁”的重要。孔子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孟子提出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都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。

在我们这个星球上，有60多亿人口，6000多种语言，2500多个民族，200多个国家，繁多的宗教信仰，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不同、观念不同、信仰不同，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，要实现和谐共处，必须提出取得全球共识的伦理。早在十多年前的1993年，为纪念“世界宗教会议”召集100周年，来自世界上大小120多个宗教团体的6000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了“世界宗教会议”。这次大会通过的《走向全球伦理宣言》，把耶稣名言“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”和孔子名言 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确定为“全球伦理”，并指出“这个终极的、绝对的标准，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，家庭和社会，种族、国家和宗教”。通过了强调宗教“珍惜生命，正直公平，言行诚实，相敬互爱”精神的四条“不可取消的原则”。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精神，开始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关注和接受。

在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身心和谐，主张认识自我。老子讲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”（《老子》第三十三章），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，对待自己，才是最聪明的，最难能可贵的。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人要了解自己很难，老子选择一个“明”字，有其深意。什么是“明”？“明”是对着黑来讲的，对着盲来讲的。“明”就是眼力好，盲就是丧失了视力。看别人看得见，看自己看不见，这就是自我的盲区。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，进入自我明察中去。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，磨练自我，提升自我，善待自我，进退有序，仰俯皆宽，知足常乐，安心为本，达到身心和谐。

可以说，“和”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，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。“和”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，因而能够与时俱进、与时俱丰。中国的儒、释、道思想中都含有“和”。“和”的精神，是一种承认，一种尊重，一种感恩，一种圆融。“和”的基础，是和而不同，互相包容，求同存异，共生共长。“和”的途径，是以对话求理解，和睦相处；以共识求团结，和衷共济；以包容求和谐，和谐发展。“和”的哲学，是“会通”，既有包容，更有择优；既有融合，更有贯通；既有继承，更有创新，是一以贯之、食而化之、从善如流、美而趋之。“和”的佳境，是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和美。

将“和”用于人际关系，以宽和的态度待人，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；将“和”用于政治，则能促进历史发展，文化繁荣；将“和”用于经济，则能促进生产发展，经济繁荣；将“和”应用于文化，则可使百家争鸣，理论创新；将“和”应用于养生，得和则盛，得和则寿；将“和”用于战略决策，则贤才蜂聚、良言潮涌、上下通达、左右和谐、蔽端早现、创新迭出；将“和”用于外交，则“协和万邦”，实现“万国咸宁”、“天下太平”。

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，但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却并非和谐。人类在自然资源的争夺、国际秩序的平衡、意识形态的认知、宗教文明的信仰等许多问题上的纷扰，矛盾不断，导致出现了霸权主义、强权政治、领土争端、地区冲突、恐怖主义、环境污染、全球变暖、贫困蔓延、自杀上升等现象。概言之，也就是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自我产生了严重的冲突，并由此引发了人类的生态危机、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。这是人类21世纪面临的共同的挑战，关系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。一个和谐世界的图景应该是人类能够科学合理地对待与自然、与他人、与自我的关系，实现人与天和、人与人和、人与己和。中国独具魅力的“和”文化，必将为化解人类面临的危机与冲突带来新的智慧。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，“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，现代世界极为需要。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”，这种品质“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，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”。

“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”，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。“天下情怀”是至高无上的，是从上到下的东西；“和谐理念”是无处不在的，是自下而上的东西。二者又简明扼要，通晓畅达，相辅相成。这就构成了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“伦理品质”，这就可以既站得高，高屋建瓴；又落得实，家喻户晓。这对我们今天践行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”，或许可以有所启发。

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目标、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来概括——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正是这四句话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“仁者气象”和“天地情怀”。“为天地立心”，就是要重建天人和谐的生态观，培养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，与自然和谐共处；“为生民立命”，就是调整人类的价值观，改变人类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生活品质，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；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就是要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并立足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水平，进一步整合、创新、发展、深化，使之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；“为万世开太平”，就是要发扬广大中华精神，通过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，建设和谐世界，使人类永久性地摆脱生态危机、人文危机、精神危机，实现人类真正的和谐共处，永久和平。

比如，同样是“胸怀天下”，但西方盛行的“天下观”是全球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；中国的“天下观”则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。

又如，同样是“文化输出”，西方推行的是“三片文化”——大片、薯片、芯片，美国大片控制人们的视觉娱乐，炸薯片控制人们的胃，电脑芯片控制人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；是“三争文明”——人际之间竞争，群体之间斗争，国际之间战争。而中国的文化理想是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，是“三和文明”——家庭和睦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和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