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新华社报道：卫生部门要求降“用药收入比重”，一些公立医院就从其他方面想办法。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，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，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，前后花了十几万元。“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，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。”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说，就心脏病治疗而言，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，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，而倾向于放支架。（《新京报》）

诚然，社会是一台大机器、一个大系统，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事情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的、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，可是象过度医疗这样的反常现象，还是很难让人平静下来，它似乎深深地刺痛了我们本已麻木的神经。

食品安全、教育、卫生、安全生产、交通运输……一个一个小系统、小部分、小环节的健康正常运行才能保证社会大系统的健康正常运转，而小系统、小部分、小环节的每一个事故，也都会给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，这符合辩证法。

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，改革开放正向深水区迈进，生产方式转型正面临考验，世界形势瞬息万变，西方各国对全球能源、市场、原料乃至势力范围的争夺已经呈现白热化趋势。越是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，越是要保持思想高度统一，工作团结一致，做到临危不乱，泰然应对，尤其是国内出现的各种问题，更要沉着应对，科学处置，迎难而上，化解难题。对过度医疗现象也是如此。

从报道来看，过度医疗不只是个案，折射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行业存在的畸形心态和现实利益纠葛，反映在医疗卫生系统就体现为医德与利益之争如何把握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的必然要求，而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，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却是新课题，一些人便被现实的利益所击溃，一边倒地为利益所俘虏，成了金钱的奴隶，为了钱不惜出丑道德、医德、良心，以至于把病人当成了摇钱树、当成了发财工具、致富来源，情节严重到何种程度几乎每个身受其害的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。

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走出这个怪圈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而且对于病情来说，医生是专业人员，到了医院我们就只能听医生的，医生说的话对还不对，所开的药、所用的器械合适不合适，是否存在过度医疗的问题，我们病人和家属不懂，只能等出事后才知道，这就给过度医疗的防治、预防提出了现实的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