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电子眼”能否由私人投资运营，省公安厅几年前就明确地对此说“不”。究竟是哪些地方，哪些“电子眼”仍在私营化运作，公众有权知晓。

如果监控超速行驶的电子眼是私人公司投资的，它开出的罚单还有权威性吗？这样的疑问并非无的放矢。前天，广东省审计厅厅长蓝佛安在《关于广东省2011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中披露，审计发现，有12个市利用社会资金建设28个“电子眼”项目，违反公安部及省公安厅的相关规定，不利于“电子眼”的公益性管理。

电子眼又称“电子警察”，本意是为了让公众遵守交通规章秩序，以及监控社会治安。但倘若由私人投资建设，投资者一方面为了获得成本的回报，另一方面出于商人的逐利本性，必然希望别人多闯红灯、多超速，以期带来罚款利润，这种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显然背离了“电子眼”的公益初衷。

何况“电子眼”能否由私人投资运营，省公安厅几年前就明确地对此说“不”：东莞市在早期曾经采取“建设——经营——转让”方式，将“电子眼”的特许权授予承包商，由承包商投资安装“电子眼”，用监测闯红灯和超速得到的罚款来回收成本、偿还债务、赚取利润，特许期结束后再移交政府。然而，这种违章记录和通知都由企业一手操办的“创新”，也带来“罚款执法”的质疑，随后被省公安厅叫停，要求其“限期回购，理清产权”，最终要全部归属政府部门。2007年，省公安厅还专门出台规定，强调“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出资、合作等方式，利用交通监控设备经营谋利”。遗憾的是，尽管“创新”早被叫停，但最新的审计结果却表明，仍有12个市在违规利用社会资金，建设28个“电子眼”。究竟是哪些地方，哪些“电子眼”仍在私营化运作，公众有权知晓。

更深层的追问是，“电子眼”作为“电子警察”，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一种执法权，它有别于政府购买的外包型公共服务。类似养老、社区、环卫等公共服务可以外包，但代表政府部门行使职能的执法权岂能轻易外包给私人公司？这其实等于赋予企业行政执法权。深圳近日表示，或将取消“城管外包”服务，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外包的人员存在越权“执法”，混淆“执法”和“服务”，借机敲诈勒索，乱象横生。外包的“电子眼”是否也存在越权“执法”，值得怀疑。

既然是私营，就有商业利益的驱动，而一旦私营企业掌握了执法权，难保其不会利用执法权为自己牟私利，比如，会否和当地相关部门串通，调整调速器，有意造成司机“被超速”，再将罚款中的一部分捞进个人腰包？再如，会否在交通违章的认定上，相关部门全凭私人投资方的“电子眼”说话，而不去追究“电子眼”的设置本身是否违规？果如此，不仅公众利益受损，政府公信力也在“罚款执法”中流失。

“电子眼”不能掉进“钱眼”里，更不能成“创收工具”。将公益的“电子眼”外包，进而私人化运营，已涉嫌将执法权私营化。其背后恐怕还与部分地方某些部门“多罚、多缴、多返还”的扭曲式执法理念有关，同时还间接纵容了企业的乱罚款行为。针对“电子眼”是否存在“创收”的问题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曾多次提出疑问，省公安厅也曾明确表示，私人建“电子眼”，所采集的数据一律无效，不得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系统，并不得作为处罚依据。那么这12个市28个“电子眼”非法创收的罚款，能退回给“违章”的车主吗？相关职能部门对审计暴露出来的“电子眼”问题，也应一查到底，而不能姑息养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