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府投资应该主要用于县域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镇建设，高度重视城乡合作与社会融合，高度警惕结构变动引发的各类社会风险。

我国城镇化战略包含一系列的政策反思和战略调整，既能为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而构建“第二资本池”，也能在巩固农村“劳动力蓄水池”的同时，分散和弱化城市内生风险，实事求是地呼应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国情矛盾。

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比我国高，但多为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形成贫民窟，社会危机烈度倍增，且容易诱发连锁反应。以此为鉴，反思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，应该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深刻而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化。

一方面，城市“新工人群体”崛起对城市治理、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。2011年，我国城市农民工2.53亿，占农村非农就业总量的50.7%，加上0.4亿随迁家属约为2.9亿。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要变成市民，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与劳资矛盾进一步凸显，也使打工者的城市生活成本陡然显化，打破了原有“城市低水平工资+农村土地无风险资产=小农基本生计”的社会平衡。

另一方面，随着城市化发展，我国已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超过3亿的“中产阶级群体”，约占总人口的23%，并将在2015年后达到5亿以上。这一群体对参与政府治理和维护自身利益有着强烈诉求，进而会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带来影响。

面对两大社会群体的崛起，用“城镇化”替代“城市化”战略，既有利于把“新工人群体”集中在大城市的潜在利益冲突，分散到成千上万的县及以下城镇中，也有利于吸纳“中产阶级群体”崛起带来的投资需求，从而缓解社会结构快速演变中的结构性矛盾。这正是进入资源严重稀缺而资本相对过剩阶段后，探寻适合自身发展路径的理性选择。